人生的起跑
——博兴中学生活回忆
贾树枚
如果说人生是一场长途跋涉,那么博兴中学(现博兴一中)三年的学习生活可说是我人生的起跑阶段,而那些可敬可亲的老师则是最初的领跑者。
进博兴中学之前,我从未到过离自己村庄十里以外的地方。所见所闻只有冬天枯黄的原野,夏天无边的青纱帐,春种秋收,锄草放牛。终年接触的只有家人、亲戚、邻居,同村和邻村的农民。最好的理想是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。上学是为了不当“睁眼瞎”。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过年吃饺子、放鞭炮。
1953年9月,我进入博兴中学二级一班读初中。从此,博城东关外这一片粉墙黛瓦的校舍,便成了我们这数百名学子的学园、家园和乐园。学生都是来自周边村庄的农家子弟,贫穷、闭塞、单纯、好学、互相关心、团结友爱。老师个个知识渊博、品格高尚、谈吐优雅。师生都住在校园内,朝夕相处,亲密无间。
老师是授业解惑的师长,传承文明的使者,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。是他们为我打开了一扇扇观察世界的窗口,让我看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,也看到了一条新的人生道路。
音乐老师任传忠是我们的班主任,英姿勃勃,多才多艺。上课时,他一边弹风琴,一边教我们识简谱,唱新歌。他自己能作词作曲,作品发表在省里的音乐杂志上。他教男同学大合唱《喀秋莎大炮》,当唱到“嘿,看喀秋莎说话了,打得敌人叫爹叫娘,哈哈哈哈哈,哈哈哈哈!”的时候,他让一半同学唱“哈哈哈哈”,另一半唱“嘎嘎嘎嘎”,听起来如枪炮齐射,节奏铿锵,意气风发,精神特别振奋。他教女同学小组唱《红梅花儿开》:“红梅花儿开在野外小河旁,有位可爱的少年(姑娘)让我日夜想”,他亲自拉小提琴伴奏,女同学们边唱边舞,浅唱低吟,清新自然,婀娜多姿,美丽动人。在反右斗争中他受到不公正待遇,但他热爱教育事业、热爱学生的赤子之心老而弥坚。1985年前后我去看他,他已退休,还写了一篇针砭时弊的杂文给我,我帮他发表在《文汇报》上。后来又写过几篇,都反映了他疾恶如仇的性格。
教体育的
美术老师刘芳圃据说是青岛人,浑身透着洋气,不但铅笔画、水彩画画得好,而且歌唱得好。他以美声唱法唱“蓝蓝的天上白云飘,白云下面马儿跑”,是农村学生从来没听到过的,惹得大家竞相吊着嗓子仿效。他在全校大会上朗诵高尔基的散文诗《海燕》,嗓音深沉浑厚,让全校师生听得入迷。
科学是阳光,它能照亮黑暗。当时教物理、化学、代数、几何、生物、人体解剖等课
语文老师高光三是个老夫子,不像前面几位老师那么新潮,但为人随和,学生们课余喜欢到他办公室去闲聊,听他讲吕淑湘的语法修辞理论,评论同学们作文的得失。是他引发了我对文学的兴趣,订了份《中学生》杂志,后来又改《青年报》和《文艺学习》,对上面刊登的每一篇文章都反复看许多遍。看不够,再到图书馆借小说看,囫囵吞枣,一天一本。图书馆借不到的书,就到书店去看,
《水浒全传》我就是星期天在西隅新华书店站在书架旁看完的。因为喜欢看报,班上让我当读报员,每天给大家读《大众日报》上的要闻。到毕业时,我产生了将来当记者的梦想。
连我自己也感到惊异的是,梦想竟然变成了现实。博兴中学毕业后我考进北镇中学,北镇中学毕业后又考进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。经历了“文革”十年的磨难后,初中时播下的梦想的种子终于发了芽——我成了《光明日报》的一名记者。以后多次转换岗位,在《文摘报》、
《文汇报》、上海市新闻出版社、上海市广播电视局、上海市委宣传部、上海市委对外宣传办公室、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、《解放日报》、解放日报报业集团、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,先后担任记者、主编、副总编辑、副局长、总编辑、社长、书记、主任、副部长、主席等等职务,不论是在第一线搞采访编辑,还是作领导管理工作,都没有脱离新闻工作岗位。
去年11月,我受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委托,率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南非,在一个忽阴忽晴的午后,来到非洲南端的好望角,只见天低云暗,海岬巨石壁立,海上风急浪高,一群大雁迎着风浪列队绕过好望角,从大西洋飞向印度洋。站在浪花砰溅的岩石上,我忽然想起,当年博兴中学有一位地理老师,每次上课前先在黑板上画一幅世界地图,然后开讲,开口第一句话是:“围着地球绕一圈……”因为他是上海或江浙一带人,总把“绕”读成“niào”,好恶作剧的同学背后开他的玩笑,学他的口音,一边高叫“围着地球尿一圈……”一边哈哈大笑。有一次,他特别讲了好望角,说苏伊士运河开通前,欧亚海上航线都要经过好望角,好望角的地理位置如何重要等等。考试时,他又把这个问题作为一道试题。当时,我曾幻想:要是有机会到好望角看一看就好了。真想不到,这个不着边际的幻想竟然也实现了。
冥冥中,我时常想:我人生道路的起跑点就在博兴中学。
二○○二年三月